澳大利亚央行行长格兰·斯蒂文斯：汇率市场化后才能控制好货币政策 （摄影：吴南雁）

    对于人民币汇率目前的小幅渐进升值，澳大利亚央行行长斯蒂文斯说，“汇率市场化应该是符合中国经济利益的，但这件事应该由中国政府自己来决定。”
　　在亚洲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应该有稳健的财务系统、金融系统，增强汇率灵活性，同时有管理良好的宏观经济调控的管理架构，这样对抵抗危机是有帮助的。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记者于宁 发自澳大利亚悉尼】8月15日，澳大利亚上调利率后一周后，澳大利亚央行行长格兰·斯蒂文斯（Glenn Stevens）接受了《财经》及同行中国记者的采访，论及人民币汇率改革、中国即将启动的中国外汇投资公司、资产价格膨胀、通胀与央行独立性以及可能的金融冲击等诸多重要金融问题。

汇率市场化后才能控制好货币政策
　　对于人民币汇率目前的小幅渐进升值，斯蒂文斯说，“这符合逻辑的发展，因为中国经济基本面非常强劲。而且，我个人认为长期来讲中国将成为经济大国，所以货币也会非常强劲。汇率市场化应该是符合中国经济利益的。但这件事应该由中国政府自己来决定。”
　　中国目前利率和汇率都没有市场化。对于改革的优先顺序，斯蒂文斯表示，“根据我们的经验，要想全面控制好货币政策的话，要靠市场决定汇率才能掌控货币政策。直到我们在汇率浮动之后，澳大利亚央行才能精确了解银行体系资金情况。”
　　斯蒂文斯1980年加入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正值澳大利亚利率自由化以及汇率向市场化过渡的关键阶段。他表示，澳大利亚几乎尝试过每一种汇率体制，先后与英镑、美元和一篮子货币挂钩。之后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最后变成完全自由化，由市场决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帮助我们的经济做出调整，使我们经历国际上那些事件的时候变得更加顺利。”
　　1976 年11月到1983年期间，澳大利亚采取管理浮动汇率，开始从固定汇率制向自由浮动汇率制过渡。在此期间，以1980年12月宣布取消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和1981年11月国会坎贝尔委员会（Campbell Committee，即澳大利亚金融制度调查委员会) 发表著名的坎贝尔报告并提出十项建议为标志，澳大利亚以放松管制为内容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迅速全面铺开。
　　1983年12月12日，澳大利亚开始汇率市场化，同时取消对金融市场、银行数量、资本流动等方面的限制，并允许资金在境内外自由流动。这一举措成为澳大利亚金融自由化的里程碑。

外汇投资应有明确规则
　　对于中国即将正式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斯蒂文斯预计，有可能接受来自中国的外汇投资的国家将会非常有兴趣地了解中国外汇投资的方式、风险管理方法和使命，也会要求了解他们对资产类别有什么要求，投资风格属于是长期、稳定的持有人还是积极的交易者？“接受资本的国家都会有兴趣想了解，提供透明度也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这是中国人民的钱，应该有明确的规则来管理这些资金。”

央行的独立性在判断通胀问题的可信度上非常重要
　　在过去数年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澳大利亚也出现了房地产与股市的上涨。对于制定货币政策是否应考虑资产价格上涨，在全球央行有很多争论。斯蒂文斯表示，“货币政策肯定要考虑到资产价格的变动，尽管我们并不寻求特别针对某一类资产价格的变动，我们的总体目标是要考虑消费价格和通胀。”
　　8月8日，澳大利亚宣布将基准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使其升至6.5％，为过去11年来的最高水平。今年是澳大利亚的大选之年，在大选前加息有些出人意料。
　　斯蒂文斯称，加息的原因是一些经济数据表明通胀超出预期，经济发展比预期增长强劲，有潜在的中期通胀压力。
　　对中国如何控制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斯蒂文斯表示，“这个问题是每个国家在不同时候都可能遇到的，通常做法是央行缩紧货币政策，这也是中国央行正在做的。至于这些措施是否有效还为时过早，有待时日。”
　　他认为，央行的独立性在判断通胀问题的可信度上是非常重要的，这点在亚洲国家的重要性没有像西方国家显现得那么强烈。央行的官员应该是经过培训的职业人士，当然是在政府所规定的框架之内有自己的空间来进行自己的工作，这在美国、英国都是非常有效。

冲击也可能来自发达资本市场
　　这种全球性流动性过热、资产价格上涨也带来一些担忧。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相比，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大量资本流入东亚，不仅是中国，一些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外汇储备非常充实，超出了需要的外汇储备量，出现资本从亚洲流到发达国家的现象。
　　斯蒂文斯认为，如果出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话，大多数亚洲国家准备更充分了，也应该说有抵抗能力了。“新的冲击不仅可能来自新兴市场，也有可能来自成熟市场。我们不应该认为所有的震荡都来自新兴市场，也可能来自富裕国家，这种冲击会影响到全球的稳定性。”
　　“所以我们要增强抵抗力。在亚洲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应该有稳健的财务系统、金融系统，增强汇率灵活性，同时有管理良好的宏观经济调控的管理架构，这样对抵抗危机是有帮助的。”
　　对于美国次级房贷市场的冲击，斯蒂文斯表示，“我们正在评估有多少资产是暴露在风险之下的并做出相应调整，当然其中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我相信随着时间能够得到解决。” ■

澳大利亚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进程大事记
　　1931年12月至1976年11月，澳大利亚元分别在三种钉住汇率制度下实行固定汇率。前两种为钉住单一货币，第三种为钉住贸易加权一揽子货币。1966年2月14日，澳大利亚发行了现行流通的货币澳大利亚元，规定1澳元等于1112美元。
　　1971 年8月15日，美元实行浮动汇率后，澳元于当月23日开始与英镑挂钩。当年12月22日美元贬值，澳大利亚宣布澳元的含金量不变，且波幅为2125％。1972年6月23日，随着英镑区的解体，澳元因此享受的优惠也就宣告结束。
　　1974年9月25日，澳大利亚重新实施有效汇率制，澳元不再钉住美元，改为澳大利亚主要贸易伙伴国20种货币一揽子加权货币联系，并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外汇市场日益浓厚的投机气氛使澳元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到1976年11月29日澳元严重贬值，宣告了澳元固定汇率制的终结。 　　
　　1976年11月以后，澳大利亚宣布转向灵活的汇率管理，即管理浮动汇率，开始从固定汇率制向自由浮动汇率制过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在爬行钉住汇率制下存在澳元有效汇率频繁变动的预期，巨额投机资本流动反复无常，不仅造成外汇市场的动荡，而且当局为维持汇率稳定而被迫牺牲国内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剧烈波动对国内经济增长和就业造成严重影响。1983年初，政治性投机压力又导致大规模资本流出，澳元汇率持续贬值。由于外汇管制成本日益高昂但管理效率低下，爬行钉住汇率制和当时外汇管制的有效性均遭到质疑。1983 年12月后开始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制。
　　在此期间，以1980年12月宣布取消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和1981年11月国会坎贝尔委员会（Campbell Committee, 即澳大利亚金融制度调查委员会) 发表著名的坎贝尔报告并提出十项建议为标志，澳大利亚以放松管制为内容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迅速全面铺开。
　　从1983年12月12日开始, 澳大利亚取消了澳元钉住“一揽子”贸易加权货币的爬行钉住汇率制， 放开澳元官方定价，实行自由浮动。同时取消对金融市场、银行数量、资本流动等方面的限制，并允许资金在境内外自由流动。这一举措成为澳大利业金融自由化的里程碑，使澳元一跃成为世界上交易活跃的货币之一。

　　（资料摘自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唐卫峻《澳大利亚汇率制度的演变及其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借鉴》）